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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里亚认为，20世纪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提出了为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改造升级的需要。改造的关键是在已有的政治经济学维度之上，再增加一个文化的和符号学的维度。鲍德里亚的“符号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解当代社会的前所未有特征提供了及时的理论视角：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把人类的多数带入消费社会。消费社会与以往社会的不同特点就是，在传统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外，集中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他提出，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是不同的，前者的关键词是“生产”，而后者的关键词变成了“仿真”。在生产的逻辑支配下，社会组织的最大功效就在于强化物质劳动及其产品本身。在仿真的逻辑支配下，社会组织的性质转向非物质劳动的符号开发层面，也就是今人所说的追求产品文化附加值。鲍德里亚在其早期著作中以非常激进的态度宣告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终结，马克思问题群的终结，劳动的终结，生产的终结以及现代性本身的终结。取而代之的后现代性则预示了一个仿真的时代到来，围绕着知识增值的社会复制成为取代物质生产的主要力量。“符号和编码繁衍并产生了其他的符号和新的符号机器。技术因此在这个故事中取代了资本，符号制造术（semiurgy），即形象、信息、符号的繁衍遮盖了生产。”（凯尔纳，2005：10）在比鲍德里亚年长一代的法国批判性的理论先驱福柯那里，主体已经死亡过一次了。现在，在鲍德里亚所透视的后现代社会中，由于个体逃离“真实的沙漠”，为的是追求超真实的狂热和由电脑、媒介以及技术经验构成的新领域，人们再次看到主体消逝的另一种奇特景观：

后现代世界也是一个超真实（hyperreality）的世界，在其中，娱乐、信息和通信技术所提供的经历比乏味的日常生活景象更紧张，也更诱人。超真实的领域（例如现实的媒介仿真、迪斯尼乐园和其他的娱乐公园、商业区和消费天堂，电视体育运动和其他向着理想世界的旅行）比真实更为真实，凭借着这些，超真实的模型、形象和编码得以控制思想和行为。然而限定本身在这个非线形的世界中也是不确定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中，人们所处的情况是，个体面对着压倒一切的形象、编码和模型的浪潮，它们其中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塑造一个个体的思想或行为。（凯尔纳，2005：11－12）

而无论是符号世界的仿真，还是超真实性，它们的价值就在于象征性。符号价值是商品的信息价值，卡尼曼称其为体验效用。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传统经济学家只承认商品具有二重属性，对以“信息、体验、符号”为特征的这第三重属性，还没足够的认识。虽然商品的象征价值一直存在，但是只是到了当代消费社会中，这种符号价值才被全面开发和无限放大，以此来建构商品差异性并制造需求，在消费者群体之中培育和诱导一种类似宗教迷狂和艺术追星的消费痴迷。消费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单纯地被使用与使用的关系，而是增加了情感的、信任的、文化认同的多重内涵。所有这些都是产品的物质元素本身所没有的，是被消费文化打造出来的附加的价值，因而也是非物质的。

同注重生产的物质经济不同，在追求文化附加值的符号经济中，与整体消费行为相联系的不再是简单的经济实力，而是与文化密切相关的各类消费新概念。新的消费概念和消费模式更加关注的是消费现象的表征，而不是某种经济实力背景。所以在当代社会，不是消费决定文化，而是文化引导消费，表象化的消费造就了一种符号化的经济模式。符号文化从多个方面引导消费，比如对特定消费品的概念包装，对消费所需氛围的营造，对消费的意识形态渲染，为消费者树立生活的偶像。文学研究中关于神话原型的知识，成为通向符号经济最便捷的门径。（沃泰姆，2004：1－8）由于神话原型的心理能量被有效的激活开发，符号具有了非同寻常的魔力。符号可以给平淡无奇的商品赋予深厚的意义。形象则被用来重新界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符号经济正是利用非物质的文化价值的大开发，实现了由符号向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

如果要追溯鲍德里亚符号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那么可以说从符号学到符号人类学的整个专业知识领域都是他曾经汲取理论变革灵感的主要源头。他后来回忆自己第一部著作的形成时说：

我的第一本书包含了对作为明显事实、物质、现实和使用价值的客体的评论。在那里，客体被作为符号对待，不过，它依然是饱含意义的符号。在这个评论中，有两种基本的逻辑相互作用：一个是虚幻的逻辑，主要指向心理分析……另一个是有差异的社会逻辑原理，它是根据社会学来做出区分，而其本身是源于人类学（交往是作为符号、区分、地位和威信的产物）。（Baudrillard，1983：126）

鲍德里亚的这个自述清楚地说明了他的符号分析思路是如何从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中脱胎而来的。可以说，正是人类学关注的史前社会中的文化符号现象——图腾、文身、假面、仪式、以及表示社会等级、身份、地位的各种身体装饰技术，成就了同样关注当今社会的消费图腾崇拜现象的理论家鲍德里亚，使他从对象的相似类比之中获得超越19世纪单纯政治经济学的充分理论滋养。

也是在80年代末，法国思想家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这篇重要的专论里，将资本的概念一分为三，在经济资本之外，提出并论述了“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当今社会中的功能及其转换规则问题。他特别提到，与传统所确认的经济资本相比，所谓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可以表现为“非物质的形式”：

事实上，除非人们引进资本的所有形式，而不只是思考被经济理论所承认的那一种形式，不然，是不可能解释社会世界的结构和作用的。……这种经济理论之所以要改变某些资本的性质，并把它们定义为超功利性的，是因为通过改变性质，绝大多数的物质类型的资本（从一个意义上说是经济的资本类型），都可以表现出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的非物质形式；同样，非物质形式的资本（如文化资本）也可以表现出物质的形式。（布迪厄，2003）

非物质形式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又可以从非实物性意义上看成是“象征资本”。（布迪厄，2003）因此也有学者把布迪厄的新资本形态说划分为四大类。（高宣扬，200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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