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我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之我见　　

刘锡诚

　　毋庸讳言，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先后有29个“非遗”项目被选为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建立起了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名录(1028项)和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1488人);建立了6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第一轮审议;“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新的术语即使不是家喻户晓，也可以说成了各类媒体的大众词语了。这意味着，一向被精英文化所轻蔑的民众口传心授世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堂堂正正地进入了中国文化的“大雅之堂”，“文化多样性”的理念，已在我国主流社会开始被广泛地认同和接受。

　　2010的焦虑与隐忧

　　世间的人事，总是成绩和问题并辔而行。2010年，来自舆论界对“非遗”保护中出现的倾向性问题的忧虑和批评之声，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频发而且尖锐。媒体上和学术期刊上出现这些深沉的忧虑和犀利的批评，一方面，表现出爱国人士、知识界、学术界对“非遗”保护的殷切关注，寄托了国人对“非遗”的浓重乡土文化情怀;另一方面，也确实从中看到了一些值得重视和必须尽快加以纠正的倾向性问题。如以过度开发为特点的破坏性保护倾向得不到遏制，一些生产性项目放弃手工技艺而转向机械化、系列化、规格化生产的势头愈演愈烈;如重生产性类别的保护、轻口传性类别的保护，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总体失衡;如以改编和推广优秀遗产为名，而行泯灭民族文化个性之实的倾向;如把“政府主导”变成了政府“越俎代庖”，把“合理利用”变成了“过度利用”，其结果，改变了“非遗”项目的内在嬗变规律，挫伤了民众自觉参与和精心保护的积极性;如热衷于用外力“强加”的方式(如学界批评的某些“生态博物馆”)代替提高本土民众自觉保护意识的倾向;等等。媒体上、学术界、舆论界所指出和批评的这些倾向性问题，的确是应该引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导者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思考和注意，并适时地采取干预措施，使我们的“非遗”保护工作纳入正常健康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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