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本来就热衷于民歌，再加上政府的积极姿态，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边区传统艺人的重视和尊重，对怀远说书盲艺人韩起祥“成为解放区民间说唱艺人的一面旗帜“的首肯，使陕北民歌的歌唱迎来了革命化的高潮。

　　这期间，群众自发的歌唱作了先导。

　　1943年11月，大半生当牛做马的孙万福不仅翻了身，还带头劳动致富，踊跃支援抗战，被推举而光荣地出席了边区劳动英雄大会，毛泽东主席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代表党中央宴请全体劳动英雄，这个虽然贫穷但从未掉过半滴眼泪的倔强汉子，抚今追昔，泪水滂沱，拉着主席的手说，“大翻身哪，有了吃，有了穿，账也还了，地也赎了，牛羊也有了，这都是您给的。没有您，我们这些穷汉趴在地下一辈子也站不起来!“他现场即兴高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高楼万丈平地起，

　　盘龙卧虎高山顶。

　　边区的太阳红又红，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

　　他没有酝酿，他来不及酝酿。在那样一个隆重而热烈的场合，在一个群体参加的大会上，他原本是不会想到歌唱的，但他憋不住了，热泪和歌声一齐涌上来，像滔滔滚滚的黄河水一样无法阻挡。当然，这些歌词或许在他的旧日记忆里曾经浮起过反刍过，但，用什么曲子他大概是从未曾盘算过的，尤其在这种刻不容缓的场合，过去熟悉的曲子是最好的选择。慌不择路，是常有的事。本来，《光棍哭妻》是一支悲伤哀婉的曲子，但此刻喉哽，顾不了那么多了，就一发而不可收。好在，有激情的喷涌，有感恩的推波，有酬答的后撑，竟将一支哀婉的曲子唱得大气磅礴，排山倒海。也因之而让一首曲子一改初衷而顺流直下，面目全非了。现在，我们重唱《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早已荡尽了《光棍哭妻》的惨厉和忧愁，而以昂扬饱满的颂歌形式大行于世了。

　　可见，曲是曲，还在于唱，某种特定的场合特定的情绪可以改变曲子的主题。

　　旧瓶，完全可以装新酒，瓶子洗不净，或许偶尔可以嗅得见昔日陈酒的味道。瓶子洗净了，不留任何残质，新酒就完全远离了旧瓶的味道而改名新酒了。

　　从自发到自觉是改编长效机制生成的必由之路

　　革命民歌，是陕北民歌发展历史的又一个高潮。

　　形成高潮，需要氛围。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是营造氛围的最直接导引者。

　　各种搜集民歌的行动告一段落后，就开始整理。这里，要特别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对陕北民歌的保存和弘扬功莫大焉。他就是何其芳。

　　这个曾因诗歌和理论驰名中国文坛的文化名人，一头扎进陕北民歌的海洋中，和张松如、程钧昌、毛星、雷汀、韩书田们一起，筛选出了四百多首陕北民歌，于1945年由晋察冀新华书店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一项非常严肃而科学的工作，无论就积累民间文艺的材料和提供优秀文艺读物来讲，它都是一部难能可贵的选集“。

　　这是陕北民歌从口传形式到书面记录的第一次转变，是陕北民歌迄今为止能见诸于纸面记录的第一本权威集子，它的首开风气，独领风骚，分类标准，体例格局，是陕北民歌发展历史的里程碑界石。

　　文人的介入，知识分子包括文学家和音乐家的参与，使陕北民歌的新高潮快速到来。

　　汪庭有，本是一个农村木匠，受陕北民歌的氛围熏染，开始练习编创陕北民歌，以此来宣传革命。因为成绩突出，当选为边区文教英雄，走到边区政府的领奖台上，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奖励。

　　他的代表作是《绣金匾》。

　　正月里闹元宵，

　　金匾绣开了。

　　金匾上绣的是毛主席，

　　领导的主意高。

　　这支歌曲一出，唱红了全陕北，唱红了解放区。汪庭有也因之而一举成名。

　　这支歌也是嫁接，它原来的曲名叫《绣荷包》，虽然都是“绣”，但绣的内容不一样，歌词也大相径庭。前者是为“丈夫”绣，后者则绣的是“毛主席、总司令、子弟兵”。视野更宽了，境界更高了，所以传播速度传播范围也就更快更广了。

　　陕北民歌全国化的嬗变过程

　　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陕北大地上，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的喝了洋墨水的大知识分子，农民们高兴喒了，他们十分乐意地将自己口传了多少代的老民歌旧民歌唱给这些敢于弯下膝盖深入生活的留分头插钢笔的“学生”。

　　音乐家安波是最认真也最虚心的一个学生，他把“臭架子”卸得一干二净，和民歌手大爷睡在一个炕上，吃在一个锅里，走路学，吃饭学，上茅坑也学。他学得快，消化得快，没多久就从“学生”进入“民歌大王”。他用《打黄羊调》创作的《拥护八路军》一炮打响，在1943年春节拥军演出中获得优秀节目奖。

　　正月里来是新春，

　　赶上猪羊出了门。

　　猪啊羊呀送到哪里去，

　　送给咱英勇的八路军。

　　曲子是陕北民歌的原曲调，词已经是纯知识分子的创作了。但知识分子的创作基调没有脱离基本民众的陕北民歌感情，所以它才能够获得成功。它的出发点就站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一面”，群众的生活，群众的口语，群众的感情。

　　头开好了，民众认可了，民众跟着传唱，这就得到最大的成功了。

　　成功的典范带动了一系列新民歌的诞生。贺敬之的《秋收》、《歌唱我们的解放区》、《南泥湾》，张鲁的《有吃有穿》，高敏夫的《崖畔上开花》，张寒晖根据《推炒面》改编填词的《边区十唱》等接踵出笼。

　　李季走得更近。

　　李季当时任《三边报》社社长，得天独厚的三边环境，让他得占先机，在大量搜集与整理的基础上，创作了民歌体新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就登在油印小报《三边报》上，随后又在解放区最大的报刊《解放日报》上连载，轰动效应的硝烟弥散在整个解放区上空。陆定一在《解放日报》上首先评价，“我以极大的喜悦读了《王贵与李香香》，它用丰富的民间语汇来作诗，内容和形式都是好的“，它为新诗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茅盾认为，“《王贵与李香香》是一个卓绝的创造，就说它是‘民族形式’的史诗，似乎也不算过分。“

　　它的成功，已经不只是陕北民歌的成功，也是新诗创作与发展的成功，它将陕北民歌的全国化进程推进了一大步。

　　改编是陕北民歌的一种方式

　　将秧歌改编为“剧”的方式，是中国文艺史上的独创，也是世界文艺史上的独创。

　　这是有感于秧歌的“闹红火”喜庆仪式，再加上陕北民歌歌词内容的民众基础，还有“剧”的民众聚集方式和观看习惯，三位一体的陕北民间形式基础上的普及化和大众化的文艺形式推进。当然，这之前也曾有过秧歌剧。最早也叫“套子秧歌”，“大秧歌”，包括几个曲子，如《掐草帽》、《花花轿抬亲》等。

　　《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眉户调的秧歌剧)几乎姐妹般地在边区舞台上上演。

　　这两个秧歌剧创造了万人空巷的记录。

　　当时的延安及整个陕甘宁边区，聚集了全国各地的各色人士，他们有来自中央红军的五湖四海的官兵，有来自孤岛上海的精英艺术家，有来自文化之都的北京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有来自雾城陪都重庆的爱国人士，他们都聚集在宝塔山下延河之滨。他们一下子就被这种始于民间成于新文艺工作者的秧歌剧震撼了，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坐在台下和含长烟杆的农民一起观看《兄妹开荒》、《夫妻识字》。他们没有地域的隔膜，没有文化的差异，他们一下子就直接走进陕北文化和革命文化的深层地带。他们是忠实的观众，他们和陕北农民坐在了同一条板凳上。《兄妹开荒》、《夫妻识字》从解放区一直走向全国。

　　延安文艺的方向，就是中国文艺的方向，这种方向并没有因为全国的解放而终止，相反，更加宽广而坚定。一直到现在，我们提起文艺的方向，依然无法偏离“讲话”的精神。

　　“讲话”是伟大的，也是持续的。

　　“讲话”的起草人制订者喜欢陕北民歌认同陕北民歌，也从陕北民歌中吸收了很多有益的营养。应该说，“讲话”的出现和弘扬，有陕北民歌不可磨灭的一份功劳。与陕北民歌的参与革命、英勇献身是分不开的。

　　千年的老根黄土里埋，时间太久，再干旱的土地也会将老根逐渐地朽化。

　　陕北民歌，为中国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革命，做了陕北民歌新的造血功能。

（原文载于“陕北民歌”微信公众号2016-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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