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闲产业已成为国际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在我国，体闲产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正在显现，尤其是在居民强劲的消费能力、商业资本的纷纷介入等因素带动下，体闲产业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在这个过程中，体闲产业的地位日益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近年来发布的相关文件，以及重要会议内容，都纷纷出台并颁布了一系列有关体闲产业发展的政策与法规，来保障和推动体闲产业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这一现实背景充分说明了体闲产业已经成为关乎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追求、促进社会生活和谐的重要途径。

在这一发展实践背后，也应看到体闲产业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一方面对标国际，我国体闲产业发展的影响力还比较弱，需要我们去把脉问诊、对症下药，有效提升其竞争力和吸引力；另一方面面对国内，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背景下，我国体闲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强烈现实性和紧迫性的重要课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客观认识、梳理解读我国体闲产业发展的整体状况、特征和规律。

进一步从研究层面看，学者的研究现状也为要关注的问题提供了研究空间。目前的理论研究主要存在两方面特征：第一，对体闲产业概念、构成、功能、对策等角度展开阐述的文献较多，但研究质量和视角有待提升和拓宽，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需要进一步深化，这对于客观、系统地认识和理解体闲产业发展的规律性特征非常必要。第二，对体闲产业内部行业关注较多，比如旅游、文化、体育等，这方面的内容已经从概念、范围等基本问题延伸至评价、影响、机理等实证研究，虽然体闲产业分门别类的研究能够更加集中深入挖掘其内容和特征，为整体性的研究提供基础，但是部分不能代表整体，仅靠行业部门的研究是不能够准确把握体闲产业的内涵和特征的。

当然，这可能与体闲产业范围边界的模糊性有关。可见，与如火如茶的发展实践相比，体闲产业理论体系尚未系统性形成，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还较弱。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解决体闲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促进体闲产业的健康良性发展，需要加强体闲产业理论体系研究。从理论上厘清体闲产业基本体系问题，然后按图索骥去认识我国体闲产业发展状况和特征，做到理论到实践的一脉相承。

(一)完善理论体系，为体闲产业现有研究成果提供有益补充

现有文献虽然对体闲产业发展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有了一定的积累，但研究视角比较分散，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研究基本问题如概念、范围等尚未达成一致，研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也未能形成。这一理论状况显然不利于体闲产业的健康发展，为此，在全面梳理相关研究基础上，对体闲产业的概念、类型进行阐述和分析，尝试构建“发展评价分析—结构和效率剖析一一影响因素探索”的体闲产业分析框架，从体闲产业外部分析延伸到内部探讨，再综合探析影响体闲产业内外部发展的因素。通过这一完整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体闲产业现有成果内容，完善了体闲产业理论研究体系，补充了产业经济学理论研究内容。

(二)梳理现实状况，为体闲产业健康发展提供政策引导和制度保障

我国社会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如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体闲产业必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如今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体现就是精神需求的满足，体闲产业恰恰是满足人们享受和发展的部门集合，所以体闲产业发展已成为时代所需，趋势不可阻挡。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研究和关注体闲产业，对于民生发展、社会和谐、人民福社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各地认清自身体闲产业发展态势。体闲产业研究聚焦于我国30个省市，评价研究这一部分从综合和分项指标视角，较为全面、客观地分析了各地区体闲产业发展的状况，指明了其优劣势。这一量化结果，对于各地的自我认识和相互比较提供了基础，从而有助于各地因地制宜制定有效决策。

第二，有利于把握我国体闲产业发展的规律性特征。国际体闲产业发展的历史脉络，为我国体闲产业发展实践提供了借鉴。但国内外现实有差异，因此，国内体闲产业发展必然存在自身的规律性特征。通过构建计量模型，从整体、分区域、分时间的角度挖掘体闲产业发展程度、结构演变、效率演进的影响因素，把握国内体闲产业发展规律。

第三，有利于提升我国体闲产业的发展质量。解读体闲产业，除了厘清概念、范围，评价发展程度，还需要深入产业内部，把脉体闲产业的结构优劣、效率高低。从产业结构、产业效率两个角度探索我国体闲产业的资源配置、生产效率等内在机理问题，旨在发现体闲产业发展演进中的问题、特性与表现形式，为我国体闲产业发展质量提供有效建议。

(一)体闲产业发展中居民体闲行为研究

体闲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升和工作时间的缩减。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时间缩短；加之劳动者维护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劳动者的体闲时间得以延长。1935年，国际劳动组织首次确认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的工作制；1936年，法国众议院通过了“带薪假期”的社会法；1939年，已有10余个欧洲国家先后制定了劳工带薪体假的法律。体闲时间的延长，引发了人们对如何利用体闲时间的讨论。

Allen认为教育和社会环境给大众提供了利用体闲满足自我成就感的机会，体闲时间应当被最大化地利用，人们应该被培训如何去体闲，就像被培训去工作一样，工作和体闲是同等重要的。因此，城市应当为居民提供户外娱乐设施和场所，比如游戏场、游泳池、公园等，使人们可以获得精神满足；政府应当了解居民的体闲活动类型，规划布局体闲设施。

随后，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一系列围绕中学生、教师、儿童、青年男女、青少年、残疾人、社区居民等为对象的体闲活动研究开展起来，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体闲时间分配问题，与之相关的体闲活动选择的动机或体闲活动所带来的满意度并没有得到极大关注。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体闲时间延长的条件下，人们又开始考虑如何在体闲时间内得到最大化的满足。显然，不同的体闲活动有不同的价值和意义，每个人从事体闲活动所感受到的意义也不同，这些意义与体闲的内容、个人特征、社会阶层等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

与此同时，20世纪50年代后，学者关注的议题开始从居民体闲时间使用转移到体闲行为的研究。Leo发现，环境质量是影响纽约市65岁及以上的老人体闲活动选择最重要的因素。教学、收入是影响高校教师选择不同类型体闲活动的显著影响因素，金钱是影响蓝领工人开展体闲度假活动的关键因素，跨文化背景会影响到青少年体闲活动的选择。这一研究进一步引发了学者对体闲影响类型的探讨，McGuire 列出了外部资源、时间、家人/朋友支持、社会交往、身体健康状况等30项体闲影响因素，但并未作出科学划分。 Francken etal则明确指出体闲影响因素类型包括内在和外在因素，前者指个人能力、知识和兴趣等，后者指时间、金钱、地理距离、设施缺乏等。

显然，这样的划分并没有将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建立起来。在前人研究基础上，Crawford et al正式提出个人内在、人际和结构性三种体闲参与影响因素类型。进一步，Crawford et al认为这三种类型是以阶层的方式来运作的，并提出了参与体闲活动整个过程的模式，清楚说明了个人内在、人际以及结构性影响因素是依序发生的。这一研究成果为后来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研究范式，并发展出认知、社会、能力、环境、机会等因素的探讨。学者的研究从体闲时间利用到城市不同人群体闲参与与否因素的探讨，反映出大众居民体闲意识不断提高，对体闲利用的关注度也不断提升，而这也正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居民生活质量改善的重要体现。